云鹤峰游记·考略
云鹤峰游记
隆兴二年，仲夏时节。吾出太行，欲下淮南，途经一山，访之而奇遇，作此篇，传其异闻，述吾心怀。吾见其山，在路之东南，道中虽林藤遮蔽，亦隐然见其意现。山容苍翠，而峰无挺拔之姿，怪石环簇，而林无端正之木，流水漱漱，却无瀑布挂川。其怪之矣，恰逢偶见一山人，因问起名。樵人曰：“夫子已至淮水之南已矣，此山名曰‘七月山’，盖此地多云雾，山水多不可见貌，唯七月夏日暑时，炎热蒸腾，水汽难漫，可睹其容。”
吾大喜，再问山中自然人文，彼答之曰：“山间之色无他，多天然之景；山顶有峰，曰‘鹤峰’，鹤峰有一亭，乃向之前朝所为，于今已为陈迹，曰‘落风亭’，相传有一归墟道人，题诗亭柱，羽化亭中，驾鹤飞升，今昔风吹日晒已久，不知存否。”
听罢此言，吾与御者一人，随从两人，登顶七月山。夏日多雨，山路泥泞，道涂艰辛，终登于峰。
于是得见“落风亭”。亭顶重檐，八角尖攒，檐起翼然，翘生飞鸟之姿，拱合营威，备有冈峦之势。凉风迁跃，仿佛灵动之体态，苍山浑实，犹似雄厚之巨擘。绿植杂生，灰石乱布，梁柱蠹蚀已久，已显朽木之痕，瓦片风雨百年，不颓古韵之色。
左右之柱，则可见前人题句：“御马西风斜阳道，驾鹤游移太墟泽。”
人坐亭中，闭目观神，时有和风，荡人心脾，此不愧“落风”之名哉！
吾等四人与山风同乐，快然心安，不知日落月升，川水流逝。乃忽有云雾缭绕聚之，吾心转悲，哀声不止其息。随行之人不解，吾告知曰：“今与诸君忘形于此山，极游娱心，却生戚戚急迫之意也。盖人生天地，若蜉蝣游乎太墟，缥缈寄托寰宇，互牵互扰，而无所依。若夫农人，安土重迁，守死一方，或笑之；亦有商贾，四海八方，奔波逐利，疲于财命，或难其心；而观夫仕人，其运何如？宦海沉浮，升腾跌落，若此山间云雾，无踪无迹，置身其中者，其不若此山？烟雾笼之，如入无体彀中，观者不见其容，闻者不晓其貌。”
言毕，吾出亭台而步至崖壁。心中不胜惆怅激情，疑作黍离之悲，仿佛吊古之情，乃又曰：“兰亭已逝，犹记嗟悼生死之言，邺水流去，未忘逍遥临川之笔；长城虽万里，胡人南下又牧马，英雄有百世，吞甲瀚海不归乡。盘古开天，玄黄盈亏，惘然洪荒，于是终有一死，众生所以相和。昆仑万仞，未及天云之渺茫，江海辽阔，难达宇宙之无穷，人生苦短，所在皆流于变，若此山前之水，去不复返，失不再来，岂不痛哉？唉！夫蒙庄达士，寄喻于藏山，尼夫圣人，兴叹于逝水，贤人如此，何况吾等？圣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天地流变，皆如此山耳，已往难见，来者难追。”
于是众人齐转情志，惋叹春秋往事。日过正午，下山途中，又辟新径，竟得一地，荒草丛生，却有无数魏晋汉唐石刻，吾行嗔怪，御者曰：“未料此七月山间，更有如此古迹，此夫子之奇遇耶。”
吾大笑答而对之曰：“今者看似奇遇，实乃天地设台，登高以抒情耳。尔曹岂不看此沟中石刻，其上仍有可见之文，上至秦汉篆书，下至近世楷笔，恐已千年哉！或有昔日文人骚客，会于此南北交际之奇山，清谈七月，作赋题诗，而今安在？周公设礼，尸在棺中，蒯通乞火，只在汉书。王荆公变法，已为前人，岳武穆抗金，亦作故事。衣冠南渡，不知是今是昔。身在本朝，吾有幸出入翰林，每每读史，满纸凄凉，又感人穷无力，夫一人之力，比之千斤之鼎，唯霸王者类能当，又比之太山北海，谁堪此任？何况山海无涯，虽圣贤而终殆于形，此古人所谓‘存雄’之困也。犹记此山之顶曰‘鹤顶’，而今登山未见片羽，真乃仙人已去？盖鹤尊张翼云游，弃形存神，不在人境，此渔夫之心神，灵归太墟耳。”
日暮西山，众人出山，暂住驿馆。次日，便转程回府，余行南下一事，从此搁置。山中见闻，如梦似幻，山中所感，澎湃难消。而今吾病卧羁旅，夜思旧事，特取纸笔，勉强作此游记一篇，又赋诗一首，以记之。
云游鹤戏辞
南国多纪佳人恨，飘摇不去石头城。
情到用时人意少，恨入骨中文章多。
何日三途川上行，犹记亭下七月天。
明月清风不曾仰，我与山君共凄凉。
心羡江上老渔人，客死异乡穷途路。
唯念苍山无极色，乘云驾鹤雨中过。
纵浪大化悲喜尽，方知众生是浮生。
北岸先生贺文道，记于隆兴三年七月十五。
后记《云鹤峰游记考略·节选》(学者撰)：
……
另外，写下这篇文章的人，如果按照本章自己的说法，是南宋时期一个自称北岸先生，名为贺文道的人。不过历来学界对这篇文章的真实由来一直充满争议。最主要的原因是，文章中作者自称“出入翰林”，而在史书之中却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叫贺文道的学士，这是其最大的疑点所在。有人认为，北岸先生只是一个特殊名号，“北岸”意指淮水北岸，作者是化了一个名字，并用此文章针砭南宋朝廷，当然也有人说，此篇是后世明末时人的伪作，用来借古讽今攻击时政。甚至有人提出，正是由于其内在的各种争议性，才让“二吴”当年没有把它选入《古文观止》……
然而不管《云鹤峰游记》到底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和历史，我们至今都是很难追究这些争议的了。但其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学，尤其是两宋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反映了南宋理宗朝以前，儒学尚未完全建立绝对地位之时，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上的综合作用，造就了他们复杂的心理环境。一方面是百年文官政治带来的积极，一方面是胡人之难带来的打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士大夫们不得不承受着赵宋王朝一点一点走向衰亡所带来的心灵痛苦。
有人说读了《云鹤峰游记》，就总想到自己的渺小，然而这种渺小，有时也不失为一种清醒。我们的祖先早在先秦诸子时期就意识到空间的无限和时间的无穷，一切人事在“无涯”面前仿佛都变得软弱，在如此悬殊的对抗中，相应的“幽深寂灭”之悲自然也就诞生。
可却不当把这种情绪当做我们民族的一种妥协性格，而应将其视作东方民族在“存雄”问题上不断挣扎的陈迹证明。“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我们民族的诗人，只要沉寂起来，便会有那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孕育于消极情绪之中，却又超越了消极情绪本身，实在是艺术情感上一伟大创造，若是后世学者不能在此问题上更多精进，怕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损失了。
“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何日不风波？”——姚燧
(全文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