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 | 2010 王小波

一、老大哥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具有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假如数出来是一个自然数列，那就是说，他还得上班，必须马上起床。假如数出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龄不小并且曾在技术部工作多年，可能也会这样干。因为过去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早上到班时，忽然某个同事没来。下班时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问遍了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部里的老大哥，就会提心吊胆，生怕他从河里浮出来，脑盖被打得粉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过些日子你收到一张通知：某同志积劳成疾，患了数盲症，正在疗养。这时你只好叹口气，从花名册上勾去他的名字，找人作见证，砸他的柜子，撬他的抽屉，取出他的技术文件，把他手上的活分给大家；再过些日子，他就出来了，但不是从河里出来——简言之，上了电视，登上报纸，走上了领导岗位，见了面也不认识你。这一切的契机就是数盲症。这种病使你愤愤不已、心理不平衡，但是始终不肯来光顾你，你恨数盲症，又怕得数盲症，所以就猜测并且试探它发作起来是何种情形。未离婚时，我前妻见到我这种五迷三道的样子，就说：你简直像女孩子怕强奸一样。我认为这是个有益的启示，遗憾的是我没当过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形；问她她也不肯讲。她甚至不肯告诉我数盲症是像个男人呢，还是像男人的那个东西。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住在一片柴油燃烧的烟云之下。冬天的太阳出来以后，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风景。这种风景你在照片和电视上都看不到，因为现在每一个镜头的前面都加了蓝色的滤光片。这是上级规定的。这种风景只能用肉眼看见。假如将来有一天，上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戴蓝色眼镜的话，就再没有人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天会像上个世纪一祥的蓝。领导上很可能会做这样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困扰我们的污染问题就不存在了。在我过四十八岁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样去上班。这一天就像我这一辈子度过的每一天一样，并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我选择这一天开始我的日记，起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只是在时隔半年，我在整理这些日记时，才发现它是一系列变化的开始。所以我在这一天开始记日记，恐怕也不全是无意的了。

有关数盲症，我还知道这样一些事；它只在壮年男子身上发作，而且患这种病的人都是做技术工作的。官方对它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职业病，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所以数盲症患者总能得到很好的待遇。这一点叫人垂涎欲滴，而且心服口服。数盲者不能按行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辨向，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这是正面的说法。反面的说法是：官方宣布的症状谁知是真是假。数盲清正廉洁，从来没有一位数盲贪赃枉法（不识数的人不可能贪），更没有人以权谋私，任何人都服气。这也是正面说法。反面的说法是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正面的说法是领导上的待遇并不超过工作需要，反面的说法是超过了好几百倍；所以应该算算账。为此要有一种计数法、一种记账法、一种逻辑，对数盲和非数盲通用，但又不可能。有位外国的学者说，数盲实质上是不进位，只要是工作需要，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进位，始终是工作需要，故而是用了无穷进制计数法。这种算法我们学不会。假如你就这一点对数盲发牢骚，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说：你们用的二进制、十进制我们也不会嘛。大家各有所长，都是工作需要。

现在要说明的是，北戴河是华北一座新兴的科技城市，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是因为技术部设在这里。王二是技术部的老大哥，也就是常务副部长。这是未患数盲症的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一种类似工头的角色。有时他把自己叫做“王二”，有时把自己叫做“我”；但从来不把自己叫做“老大哥”，这个称呼是专供别人使用的。

我总是从反面理解世界。早上起来时，我数数，同时也是把灵魂注入了肉体。我爬起来，从侧屋里推出摩托车，从山上驶下来，驶到一片黑烟和噪声里去。这种声音和黑烟是从过往车辆上安着的柴油机上喷出来的，黑烟散发着一种燃烧卫生球的气味，而噪声和你的脑子发生共振。这种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写地狱的诗人——比方说但丁——没有见过，所以他们的诗显得想象力不够。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睾丸都会感到这种震荡（对于这件事，有一个对策，就是用一个泡沫塑料外壳把睾丸包装起来，此物商店有售，但是用了以后小便时有困难），而黑烟会使你的鼻涕变得像墨汁一样（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然后整个舌头都变黑，变得像脏羊肚一样）。早几年，还可以用我设计的防毒面具，后来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当然，假如你坐在偶尔驶过的日产轿车里，感觉会有不同。日本人对出口中国的车辆都做了特殊设计，隔音性能极好，而且有空气滤清器。当然，日本人很少得救盲症，故而这些车的售价都到了天文数字，只有得了数盲症的领导才不觉得贵。因为这些原故，乘日本车的人极少，大多数人乘坐在吼声如雷的国产柴油车辆上。驾车的家伙们还表现出了破罐破摔的气概，十之八九把消声器拆了下来。让黑烟横扫街道，让噪声震破玻璃。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伞，见了黑烟过来，就把伞横过来挡挡，而临街的窗户都贴了米形纸条，好像本市在遭空袭。这都是因为有人拆了消声器。假如你逮住一个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消声器降低马力增加油耗，而且装上以后还是黑，还是吵，只不过稍好一点，实属不值。当然，你还可以说，取下消声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应该安上。他则认为安上消声器，大家安静，却费了他的油，所以应当取下来。归根结底，假如消声器能省油，谁也不会不安它。如果说到了这儿，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这种破机器。只有我不同意，因为这个王八蛋就是我。所有街上跑的、家里安的柴油机，只要是黑烟滚滚，吼声如雷，就是我设计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进口的，而且售价达到了天文数字，具体数字是多少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该知道，而知道这些数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2

每个当了老大哥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行，就拿我来说，有时候我就是我，有时候是王二，他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岁的男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小徐没有摩托车，必须有人去接他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么王二就去接他吧——这时根本就没有“我”这种东西。等到“我”回来时，就会发现这样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毁了我的车——这种小摩托设计载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个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个鸡奸者一样趴在我身上。小徐这东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说你好。这都是责任心过强带来的害处。

责任心过重常常使我大受伤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踪了，我都到处去找：去公安局，去医院，甚至低声下气去问保安（他们对裁员不友好，摩托车在他们门前停片刻，车胎就会瘪）。到处都找不到之后，坐在技术部里长吁短叹道：假如某某能回来，咱们就开party庆祝——我贡献一百美元。同事们说；算了吧老大哥，这小子准是得了数盲症。但我不爱听这话。我从来不相信哪个某某会得救盲症。结果他真的就得了数盲症。每次发生了这种事，我都有被欺骗、遭遗弃的感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给我拿救心丹来！

其实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样天真。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认识的人发数盲的，多到我记不住。这就是说，我完全知道谁会发数盲——我见过的太多了。就以目前为例，我可以打赌，技术部有一个数盲，就是趴在我背上这个姓徐的。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里面只有点底子，或者底子都没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应饮水，自己不带水就是想喝别人的）；头上戴顶二战时期飞行员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边上，拖着两截清鼻涕，长相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将发数盲这一点撇去，也足够不讨人喜欢。我不知道有谁喜欢他，不论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现在没有发数盲，他是我的人。他没有钱可以找我借，当然事后准不还；没水吗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这就是说，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来过北戴河，达地方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中间是一片马鞍形的地带，有海滩，海滩背后的山坡上树林里面是一些别墅——一些优雅的小房子。现在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海滩背后没有了树，那些别墅还在那里，但都大大地变了样。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换上了草帘子、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纸箱，里面住着施工队、保安员、小商小贩，总之，各种进城打工的人，门窗都被他们运回家去了。他们在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了一些类似猪圈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厕所。烟囱里冒出漆黑的烟，因为烧着废轮胎。海滩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满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废轮胎、废油、塑料袋我们大量地拥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断地往这里送。简言之，海滩变成了一片黑烟和废油的沼泽地，如果山上很脏的话，这里就是个粪坑。而小徐却偏愿意住在这里——这就是说，我不得不过下来接他。假如不是这样，我情愿永远不上这里来。出于过去的职业训练，我见了丑陋的东西就难受。

技术部的房子在东山边上，三面环有走廊，这说明这座房子有年头了，过去是某位达官贵人的避暑别墅。前几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见大海，现在在刮大风的日子里还可以看见，在其他的日子里只能看到一片黑烟。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这些玻璃原来是无色的，现在变成了茶色。这些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柴油机冒出的黑烟，现在这所房子顶上有一根铁管烟囱也在突突地冒这种黑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间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机冷却水来供给暖气，照明则需要柴油机带动地下室里的发电机。这个嘣嘣乱响的鬼东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时的能力。现在我应当能设计出一种柴油机，起码像泰国的产品，那种机器发出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或者像日本柴油机，那种机器无声，也不排废气；当然，谁也不能要求我设计出瑞典柴油机，那种东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开动了没有。但是应当是应当，实际上我就会造这种鬼东西——开动起来像打夯机和烟雾弹的东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们这样，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机，这是因为那里能找到足够多的未患数盲症的人，来设计、制造、维修那些清洁、有效的集中供电系统。虽然现在已经证明了数盲不传染，但是要请这种人到中国来做技术顾问，却没人应聘；因为人们怀疑它与环境有关系。人们还说，数盲是二十一世纪的艾滋病，在未搞清病因、发现防护措施之前，科技人员绝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险——事实上，的确有几位到中国服务的科技人员在这里发了数盲症，后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享受中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此后有人敢来冒险，但各国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员到中国来——科技人员是种宝贵的资源。来的和平队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学专业都是艺术、人文学科。就算在来中国前学习一点科学技术的突击课程，顶多只能胜任科技翻译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数盲症的中国人身上。这些人在早上八点钟以前到了这问房子里，满怀使命感开始工作。

王二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他从摩托车座位下面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塑料水箱，走进那间房子，有一个大号的洋铁壶放在小小的门厅里，旁边放了一个量杯，王二从水箱里量出一升水，倒进水壶里，然后旋紧盖子，把水箱放到一个架子上——那上面已经故了四十多个水箱，每个水箱上都有一块橡皮膏，写着名字。然后他脱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拧开水管子，里面就流出一种棕色的流体——这种东西被叫做自来水。王二从水池边拿起一条试纸试了，发现它是中性的，就在里面洗了手。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没人敢在里面洗脸。因此他拿出了一块湿式的卫生纸巾，先擦了脸，又擦了手，然后走进大厅。这是一种精细的作风，和数盲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开大会时，你常能看到领导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矿泉水，喝上几口，把剩下的扔在那里，过一会再去倒一杯。等开完了会，满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造就叫领导风度。好在这些水也不会浪费，我们当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保安员都喝了，他们也渴。水这种东西，可不止是H2O而己。

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饮水，所以烧茶的开水都要大家平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想利用一下自来水——这种水是直接从河里抽上来的，没有经过处理——就算不能达到饮用的标准，能洗澡也成。有时候它是咸的，这不要紧，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总比海水谈，甚至可以考虑用电渗析。有时含酸，有时含碱，这可以用碱或酸来中和。有时候水里含有大量的苯、废油，多到可以用离心机分离出来当燃料，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含。有时它是红的，有时它是绿的，有时是黄的——水管里竟会流出屎汤子——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厂往河里倒什么了。有时候他们倒酸，有时倒碱，有时倒有机毒物，有时倒大粪。要净化这种水，就要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净化系统，能从酸、碱、有机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饮用水。这对于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们四十一个人里有四十个是半路出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洗澡问题，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上岸后用砂子把身上的柴油渍擦去，然后用毛巾蘸饮水擦，因为柴油渍总不能擦得很干净，故而洗了以后像匹梅花鹿；另一个办法是在冬天用蒸馏水来洗澡——我们有利用荣油机废热制蒸馏水的设备。蒸馏水虽然无色透明，但也不干净。洗这种澡鼻子一定要灵，闻见汽油味不要大惊小怪；酚味也不坏，这是一种消毒刑；闻见骚味也不怕，有人说尿对头发好。假如闻见了苯味，就要毫不犹豫地从喷头下逃开，躲开一切热蒸汽，赤身裸体逃到寒风里去。苯中毒是无药可医的毛病，死以前还会肿成一个大水泡，像海里的水母一样半透明。同事们说，洗澡这件事要量力而行，并且要有措施。跑得慢的手边要有防毒面具，女孩子要穿三点式，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准洗。他们坚决劝阻我在冬天洗澡，虽然我自己说，老夫四十有八不为夭寿，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在干净和肺炎之间一搏，并且说，现在我们需要你，等你得了数盲症，干什么我们都不管。所以我只好脏兮兮地忍着。

我到现在还在设计净水器，一想就是七八个小时，把脑子都想疼了。一种可能是我终于造出了巧夺天工的净水器，从此可以得到无限的干净水，这当然美妙无比。但我也知道遥遥无期。另一种可能是我没有造出这样的净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问题也解决了；但也是遥遥无期。最好的一种可能性是我得了数盲症，从此也没了水的问题。

3

王二坐在绘图桌前的高脚凳上，手里拿了一把飞鱼形的刀子在削铅笔。那刀子有一斤多重，本身是一件工艺品，除了削铅笔，还可以用来削苹果、切菜、杀人。现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这样笨重，这是因为每把刀子都是铸铁做的，虽然是优质的球墨铸铁，但毕竟不像钢材那样可以做得轻巧。他在考虑图板上的柴油机时，心里想的也全是球墨铸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考虑像金子一样贵重的进口钢材。除此之外，钢是危险品，要特批，报告打上去，一年也批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设计出些粗笨、低效的东西，这是可以原谅的。只不过他的设计比合理的粗笨还要粗笨，比合理的低效还要低效，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他只能在另一个领域施展想象力；把柴油机做成巧夺天工的形状，有些像老虎，有些像鲤鱼，有些什么都不像，但是看上去尚属顺眼。不管做成什么样子，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变，而且像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根本不能大批生产，每种只能造个三五台，然后就被世界各国的艺术馆买了去，和贝宁的乌木雕、尼泊尔的手织地毯陈列在一起。如今全世界所有的艺术经纪人都知道中国有个“Wang Two”，但是不知道他是个工程师，只知道他是个结合了后工业社会和民族艺术的雕塑家。这样他的设计给国家挣了一些外汇，但是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

有一件事我们尚未提到，就是王二和他技术部的绝大多数同仁一祥，虽然现在做着技术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在工学院里开始的。王二本人从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同事则来自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中文系、哲学系、歌剧院等等；是一锅偏向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大杂烩，但是这锅杂烩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每个人的档案里，在最后学历一条上，都有“速校二年”一条。这是因为随着数盲症的蔓延，所有未患这种病的人都有义务改行，到“速成学校”突击学习技术学科，然后走上新的岗位。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原来的工程师患起数盲症来很快，改行的工程师却比较耐久。他们是科技精英，虽然假如没有数盲症这件事的话就够不上精英，只能叫做蹩脚货。就以我自己来说，就曾找领导谈过多次，说明自己在速校把数学老师气得吐血的事实。领导上听了以后只给了这样的指示：加强业务学习——水平低是好事，还有提高的余地，所以我们不怕水平低。我说我快五十了，没法提高。他却说五十很年轻。我问多少岁不年轻，他说是二十，同时伸出三个指头，几乎把我气死。和数盲辩理行不通。顺便说一句，数学老师吐血是真的，但他有三期肺痨；而且不是气的，而是笑的。上课时他讲不动了，就让大家讲故事。我讲了个下流笑话，他吐了血，后来就死掉了。

除了这技术部里坐着一些蹩脚货，还有一些更蹩脚的在钢铁厂里，指挥冶炼球墨铸铁，另一些在炼油厂指挥炼劣质柴油，所到之处都是一团糟，但是离了他们也不行。不管怎么说，王二在这群人里还算出类拨萃。他削好了铅笔，忽然大厅里响起了小号声，还有一个压倒卡罗索的雄浑嗓音领唱道：“Happy birthday to you！”他在一片欢声笑语里伸直了脖子，想看看这位寿星是谁。但是一把纸花撒到了他头上。这个寿星老原来就是他自己。然后他就接受了别人的生日祝贺，包括了两个女实习生的亲吻，并且宣布说，等你们结婚时，一人送一件毛衣。这是因为当时她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毛衣——一件蓝毛衣和一件红毛衣，当然都是机织毛衣，看起来像些毡片，穿在漂亮姑娘身上不适宜。而王二的手织毛衣都是工艺品，比之刀子更送得出手。这些毛衣需要些想象力才能看出是毛衣，需要更多的想象力才能看出怎么穿。但是穿上以后总是很好看。但是这两记亲吻带来了麻烦——他上衣的口袋里出现了两张纸条。这肯定是她们塞进来的，但是各是谁塞的，却是问题。有一个规定说，禁止把未患数盲症的人调离技术岗位，这就是说，技术部门实在缺人。还有一个规定说，女人不在此列。这就是说，领导机关也要些不是数盲的人，来担任秘书工作。还有一条并不是最不重要，那就是秘书必须长得顺眼，不能长得像王二一样。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岁时考上工学院（工学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岁毕业，到技术部实习一年，然后到上级部门当秘书。此后很快就成了首长夫人。这是一条铁的规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只要漂亮就可以。因为这个原故，工学院挑相貌，挑来桃去，简直招不上生来。现在听说条件放宽了，但是要签合同，保证接受整容手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接受肯变性的男生。当然，这种货色，就如艺术家改行的我们，是二等品。

有关艺术家改行的事，还可以补充几句，我们改行后，原来的位子就被数盲同志们接替了。所以现在简直没有可以看得进去的小说、念得上嘴的诗歌、看得入眼的画；没有一段音乐不走调，假如它原来有调的话。与此同时，艺术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但是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总得叫人家有事可干嘛。而且艺术现在算是危险性工作了，它教化于民，负有提升大家灵魂的责任，是“灵魂的工程师”。万一把别人的灵魂做坏了，你得负责任；这种危险还是让数盲来承担。假如大家都去当领导，领导就会多得让人受不了，假如不让人家当领导，人家又劳苦功高。所以就让他们当特级作家、特级画家，这还是亏待人家了。

4

我有个哥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住在美国。1970年左右，他在乡下当过知青。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也知道他当时苦得很，因为每次回家来，他都像只猪一样能吃。他告诉我，他坐车不用买票，而且表演给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员逮住，他就说：老于是知青！售票员大姐听了连忙说：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在乡下很快活，成天偷鸡摸狗不干活也没有人管。这件事告诉我，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种特权。我们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拥有这种特权。举例来说，假如我看中了一间空房子，就可以撬开门搬进去住，不管它贴着什么封条。过几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无非是让我把原来房子的钥匙交出来，再补办个换房手续。但是不管我搬到哪里，房子都没有空调，没有干净的供水，没有高高的院墙，门口也没有人守卫，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说，我们和哪个女孩子好，就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地同居，假如风纪警察请去谈话，无非是说：你们双方都没有结婚，何不办个结婚手续？只是过不了几天，这位女孩子调到机关去，就会和我们离婚。然后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闹闹。据我所知，大家都有点烦这个。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得了数盲症。

我简直想患数盲症，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不能胜任。今天早上搞电力的小赵递给我一张纸，说道：对不起老大哥，遇到了问题。我拿起来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这一点，别的一概不知。我举起手来说；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开会了。于是我们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过去的美术编辑、摄影记者等等，搬着凳子围成个圈子，面对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发表宏论。假如此时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场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我说过，我们这间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是蹩脚货，这孙子是个例外。他是个工科硕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学位），像这种人不是发了数盲症，就是到了国外，这孙子又是个例外。他听了某些人的意见，面露微笑。听了另一些人的意见，捧腹大笑。听了我的意见之后，站在椅子牚上，双手掩住肚子，状如怀孕的母猴，在那里扭来扭去。坐在他旁边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拼命地挣扎道：让我听听嘛！一个月就这么点乐子……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来引吭高歌，还有人吹喇叭给他伴奏。在音乐的伴奏下，有些人动手拧他——怀着艺术家那种行业性的妒贤嫉能，以及对卑鄙小人的仇恨。这家伙是个贱骨头，挨拧很受用。等到乱完了之后，我就宣布散会。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为解不出来，改用近似算法。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设计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蹩脚——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们都是天才。我们已经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数学，覆盖了整个应用数学的领域，出版了一个手册，一流装帧，一流插图，诗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释，但是内容蹩脚之极。手册的读者，我们下级单位的同行经常给我们寄子弹头，说再把书写得这样不着边际，就要把我们都杀掉。其实我们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饰痛脚。

不光数学是我们的痛脚，还有各种力学、热力学、化学、电工学等等。事实上，我们的痛脚包括了一切科学部门。我知道美国有个《天才科学家》杂志（这个天才当然是带引号的），专门刊载我们的这些发明，而有一些汉奸卖国贼给他们写稿，还把我们的照片传出去，以此来挣美元稿费，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姓徐的。因为他的努力，我已经有两次上了该刊的中心页，三次上了封面，还当选过一次年度“天才数学家”。据说正经搞理工的读了那本刊物，不仅是捧腹大笑，还能起性，所以我经常接到英文求爱信和裸体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还不错，但多数很糟糕；危险部位全被炭笔涂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对于某些搞同性恋的数学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还性感。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杀人。

我觉得外国的科学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们和工程师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艺术家，我倒想看看他们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假如毕加索活着，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们画起柴油机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没有同情心的是小徐这种人。我曾经把炭笔塞到他手里，强迫他画一张画，哪怕是画个鸡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还笑嘻嘻地说：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这话又是暗讽，说我们都没有自知之明。

在马蒂斯决定复活，替我来回柴油机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点顶用的技术资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样：国外所有的技术书刊都以光盘、磁盘的形式出版，而这类东西是禁止进口的，以防夹带了反动或者下流的信息。至于想用计算机终端从国外查点什么，连门都没有。这是因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国来的信息都是危险的。打电话可以，必须说中文，因为有人监听，听见一句外文就掐线。我不知马蒂斯中文说得怎么祥，假如说得不好，就得准备当个哑巴。除此之外，什么材料都是危险品：易燃的、易爆的、坚硬的。危险这个词现在真是太广义了。在这种条件下，让马蒂斯来试试，看他能搞出些什么！

会后小徐对我说：你把你的贝宁木雕结我，我就给你算这道题。我说你妈逼你想什么呢你，又不是我要算这道题。那时候我的脸色大概很难看，吓得他连连后退，过了老半天才敢来找我解释：“老大哥，要是你要算这道题我马上就算，要你什么我是你孙子！”

这时我已经恢复了老大哥的风度，心平气和地说：我不要算这道题，是公家要算这道题。我尽心尽力要把它算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但它毕竟不是我的题。小徐说：只要是公家的题他就不算，这是他的原则。但是他不愿为此得罪老大哥。我说：我怎么会？坚持原则是好事。为了表示我不记恨他，我和他拥抱，吻了他的面颊，这让我觉得有点恶心——这家伙有点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对所有的人就必须一视同仁。

有关那件木雕，有必要说明几句。那是上大学时非洲同学送我的，底座上刻着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老大哥留念——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个纪念品，其一，它说明我上大学时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说明有个黑人把我当成黑人。一般来说，我们黄种人总是被黑人当成白人，被白人当成黑人，被自己人不当人，处处不落好。我能被黑人当黑人，足以说明我的品行。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卖。只此一举，就说明他要得数盲症了。

开完了数学讨论会后，我坐到绘图桌前，那个穿红毛衣的实习生搬凳子坐在我身边，假装要帮我削铅笔，削了几下又放下了。说实在的，削铅笔不那么容易，刀子钝笔芯糟，假如她只是心里有话要说，那就是糟蹋东西。那孩子悄声对我说：王老师，我会算这道偏微分题。我也悄声说道：别管我们的事——辅导老师没关照你吗？她说：关照过的，但是我的确会算。我不理她（我还要命哪），她还是不走，这叫我心里一动——于是我压低了声音说：读过《1984》？她脸色绯红，低着头不说话。这就是说，读过了。

我们过去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却不肯承认。明明学不会解偏微分方程（我们中间最伟大的天才也只会解几种常微分方程），却总妄想有一天在睡梦中把它解开，然后天不亮就跑到班上来，激动地走来定去，搓手指，把粉笔头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来齐了，才宣布说：亲爱的老大哥，亲爱的同事们，这道题我解出来了！！然后就在黑板上写出证明，大体上和数学教科书上写的一样，只是在讲解时杂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妈”之类的语气助词，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这些比喻和“操他妈”，证明就属于我们了。讲解者在这种时候十分激动并且能得到极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挥家在给大家讲解“拉格朗日极值”时倒下去了，发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呜呼。这种死法人人羡慕。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不容易得救盲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喜欢女人来帮助我们。当然，有些少数丧失了自尊心的人也会这么干，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关于艺术家不得数盲症的机理，有必要讲得更明确：我们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们。假如能弄懂，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太聪明，并且要保持艺术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坚持住。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萨克管的，是个美男子。因为在十几岁时玩过一阵子无线电，速校毕业后负责电子工程。此人钻研业务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发誓不把概率论里的大数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丧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们部里来了个小眼镜，她说能证明大致定理，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美男子听懂了证明。然后他就完全惟小眼镜马首是瞻。听说他们在家里玩一种性游戏：小眼镜穿着黑皮短裙，骑在美男子脖子上。后来她实习期满要调到上级单位时，两人就双双殉情而死——这当然又是小眼镜的主意。刚毕业的女孩子总是对殉情自杀特别感兴趣（她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一块死吧！仿佛只剩下电死吊死还是淹死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听她们的，都死了谁来干活？我就接到过多次同死的邀请，都拒绝了，是这么说的：你能调到上面去很好呀，别为这个内疚；我们大男人，不和女孩子争，等等。讲完了，挨个耳光，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因为我从来不请教女人数学问题。假如请教过，知道了她们有多聪明——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多半就没有勇气拒绝死亡邀请。这是活下去的诀窍。

有关这个诀窍，必须再说明一遍，因为它很严重。不能问女人科学问题，因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植大致定理、不会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数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们都在危险中，所以就不要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告诉你，你不会的她都会。这是因为你是男高音、画家、诗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话，我要与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恶活。我的兄弟们，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有一身病，但还在坚持。

5

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样黄，自来水像往常一样臭，像往常一样，有人遇到了一道数学题，我们开会讨论，并且像往常一样没有解出来。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比往常老了一岁，天比往常更黄了一点，自来水比往常更臭了一点，没有解出的数学题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这个恶化的趋势方面竭尽了心力：力图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图改进我的柴油机想让它少冒点烟，力图想出一种净水器，力图解出那道数学题，但是全都没有结果。我们技术部里每个人都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除外），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他们都比我还笨。只有一个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数学题，其次，他是学化工的，在水处理方面肯定有办法；最后，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给我纯净一点的燃料，柴油机就可以少冒一点姻。但是他什么都不干，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们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车。我有确实的情报，他是跑到上级那里去打小报告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是去医院看病——此种搞形说明他很快就会发数盲症。我应该不借他车，但是我不能。他说，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

二、红毛衣＆老左[1]